新冠肺炎事件中武汉市政府新闻发布的话语演变分析开题报告

国外研究状况：

目前国外的政府新闻发布研究主要包含以下两个维度：

1、关于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研究：

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学者格伦布鲁姆开始研究新闻发言人制度。由他编写的《有效的公共关系》一书，角度新颖，采取了公共关系这个新视角来对新闻发言人进行诠释和研究。在这本书中，他认为公共关系学对于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实践价值实际也是政府在发挥其公关的作用。他认为，政府新闻发言人实质是政府在进行公共关系活动时的主体，他们参与政府的各种公共事务的运作、各种公共信息的传播。同时他还认为，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是政府行政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政府和大众之间矛盾的解决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54年，埃德温埃默里、埃克尔埃默里所著的《美国新闻史》其中就对新闻发言人制度从起源到建立进行了较系统地描述，从这本书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美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的背景及起因的历史脉络，并对美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发展过程进行借鉴。

玛格莱特苏丽文的《政府的媒体公关与新闻发布个发言人的必备手册》这本书对新闻发言人的实际操作，特别是新闻发言人的发布技巧以及自身实践进行了探索。主要内容包括新闻发言人的职业要求、工作内容、发布技巧、与记者沟通策略及关于新闻发布会的准备工作；发言人背后的支撑机构；新闻办公室的运作制度和新闻发布会的多种发布形式；政府危机管理中的发言人实务操作等。

总体说来，西方学术界对于政府新闻发言人形象方面的理论性研究较少，更多的是研究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整个历史进程和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实践性价值，或是研究其法律基础等等。

2、关于政府新闻发布的话语研究：

以修辞学角度的研究为起始，对政治话语的研究主要是：话语形式、语言风格、修辞艺术的研究；话语背后的深层次意识形态意义的探索；对话语中的隐喻、含义的研究等等。当代的政治话语研究是在修辞学、批评语言学以及其后期发展批评话语分析的大

潮下为人们所关注的。对政治话语的研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对政治话语的形式、语体风格和修辞艺术研究；

在 Simon和Aghazarian主编的Form, Genre,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al Discourse (1986)一书里面，研究者们分析了总统就职演说的修辞艺术。Stephan Elspaβ (2002)研究了议会发言的措词单位和措词风格。

（2）．对政治话语中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意义的探索；

意识形态——政治话语中一个逃不开的话题，成为众多研究者们关注的话题Dirven Frank amp; Ilie（2001）；Dirven，Hawkins amp;Sandikcioglu（2001）等，都对此做了不同的分析，但由于意识形态本身涵盖的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的多样性，人们对它的理解依然众说纷纭，难达一致。

（3）．对政治家在政治话语中的真诚和诚信要素研究；

Fetzer（2002）用言语行为及合作原则探讨了政治访谈中政治家的真诚和诚信要素。

（4）．对政治话语和心理认知的关系探索；

话语既涉及个体认知也涉及社会文化认知。个体认知因人而异，因此，即使在相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不同的语言使用者所建构的话语往往也是千差万别。而社会文化认知则使社会成员拥有共同的语法和话语规则，从而使话语的理解成为可能（van Dijk 1997）。随着认知语言学的不断发展，有些语言学家开始运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对语篇和语篇现象进行研究。Langacker（2001）从认知语法的角度对语篇进行了研究。O’Halloran（2003）以连通论、认知语言学、推理的心理语言学证据和关联理论作为认知理论框架探讨了新闻语篇对读者的操纵和蒙蔽。van Dijk（2002）分析了诸如知识、态度、意识形态等心理再现如何影响政治参与者在交际中的话语，探讨了政治话语和政治认知之间的关系。Chilton（2003）的《分析政治话语》（Analyzing Political Discourse）一书不像一般学者那样将注意力放在隐喻、转喻、类比和及物性等方面（如 Beard 2000 年采用的分析方法），而是试图采用认知方法来解读政治话语。这种认知方法不同于 vanDijk 的社会认知，他的观点来源于矢量代数，证明其对使用中的语言分析特别有效，尤其是政治话语，政治行为人总是和特定的时间、地点联系在一起，总是隶属于一定的社会团体，他分析的对象主要在鲍威尔和克林顿的演讲上面。

（5）．对政治话语中控制权、政治隐喻及前提、会话含义的探索；

Wilson（1990）采用语用学理论，会话含义、前提等具体分析了政治话语的语言，代名词的使用、政治隐喻等。Sauer探讨了政治演讲中的语用分析方法（2002），Wodak（1999）取材政治演讲，用 CDA 的话语－历史分析方法考察了民族身份和文化身份的构建和再建； Flowerdew(1999)分析了香港总督彭定康（Patten）在一个所谓的 Questiontime with the Governor 节目里的话语。Patten试图证明其话语是更民主的、更具有参与性的、更具有大众性的话语，但实际上，他最终的目的不过是利用其语言能力和语言策略达到话语控制权，达到宣扬他的所谓“民主改革”的目的。

（6）．对政治话语交际中其它方面的探索；

McNair(1995)分析了政治交际定义。他的定义广泛，不仅包括口说的和文字的，还有视觉的、服饰、装扮、发型等，只要是作为劝服的目的，都作为政治交际的范围。他主要分析了政治组织，主要是政党、公共机构、恐怖组织和政治宣传（advertising）的功能。

（7）．对政治话语的批评性研究（CDA）。

语篇分析可以揭示语篇中的种族歧视、角色或身份的定位、政治语篇和媒体语篇中的意识形态，以及法律、医疗、教育等公众机构语境和跨文化语境中的语言使用问题。van Dijk（1997）将语篇研究在教育、媒体、政治等领域的运用称作应用语篇分析（applieddiscourse analysis）；Geluykensamp; Pelsmaekers（1999）则将商务、医疗、法律、媒体、政治、课堂、科学或学术等领域的语篇统称为职业语篇（professionaldiscourse），并列出了职业语篇分析的主要方法和 1987 年至 1999 年期间的研究成果和详细的参考文献。

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新闻发布的发展历程、作用及类型：

发展历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思想解放、改革开放成为主导意识，新闻发布工作逐渐被提到政府的工作日程。我国对新闻发布工作予以规范化需求是从 1982 年开始的，当时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起草了关于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请示，得到批准并下发至省部级领导机关，要求执行。1983年下半年，中央提出建立全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国家统计局、外经贸部、国家民委、国台办等部门发言人也逐渐走到前台。1995 年，大部分部委都已设立新闻发言人，全国总工会、妇联、作协、文联等主要人民团体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均设立了新闻发言人。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明显加快。2003 年是政府新闻发布工作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3月开始的非典事件，由于信息封闭，人为阻塞，导致谣言四起，社会生活受到干扰，政府形象受损。在中央政府纠错之后，信息流畅、舆论引导有力，在战胜疫情之后，我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进一步发展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在我国的加速推进，首先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新闻传播业的迅速发展有关，其次是我国信息公开立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从管理型向责任型转变，提高了政府信息公开的能力。还有加入世贸后，国际社会对信息公开的外部动力。

作用及类型：在《新闻发布制度与现代政府》一书中，仰和认为现代的新闻发布是政府对外树立自身形象的有力途径^[4]，因而政府在相关的新闻发布会当中应当采取正确的发言方式，进行舆论引导、消除对立、信息公开等。新闻发布会的模式共有例行新闻发布会、突发事件新闻发布会、重大活动新闻发布会、宣告性新闻发布会、首脑新闻发布会、网络新闻发布会这六种^[5]，而疫情事件中的新闻发布会属于其中的突发事件新闻发布会。

突发事件新闻发布的研究：

我国对于突发事件新闻研究较多，对于危机中的政府新闻发布较为主流的声音是政府应当在事件中做到信息公开透明，这是政府履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要求^[6]。还有研究者认为政府应当在这个过程中发挥媒体的作用，充分利用媒体将发布会的传播效果增强从而削弱社会的舆论质疑^[7]。除此还有研究提出了政府应当在事件中的不同阶段通过新闻发布会发挥不同的作用^[8]，例如最初阶段应该以预警警示为主；发生阶段以更新最新信息、凝聚信心为主要任务；事件后期应当以反思和查缺补漏为主；事件后应当持续跟踪做好善后工作。

关于新冠肺炎事件中政府新闻发布的研究：

由于今年的新冠疫情事件，使得近期关于突发事件政府新闻发布的研究大多数都选择以疫情中的政府新闻发布为研究的方向。其中的研究大致分为两个大方向，一个是从宏观的意义上来看，通过整体的新闻发布进行研究；另一个则是较为细微，以具体地区在疫情时期政府新闻发布为例，对政府新闻发布的得失和改进进行研究。

宏观层面主要以下几种研究成果，刘鹏飞等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新闻发布与舆论引导》中提出政府应当利用网络直播短视频等方式实现新闻发布的常态化立体化、因地制宜将防疫新闻发布常态化^[9]; 张志安,冉桢在《风险的社会放大”视角下危机事件的风险沟通研究——以新冠疫情中的政府新闻发布为例》中指出了政府新闻发布会造成的三种负面风险 ^[10]：新闻发言人行为表现、疫情信息、没能满足公众对疫情信息的需求；新闻发布未能与社会主流价值完全契合。这三个层面的问题与网络舆论传播共同作用，引发了部分公众的质疑，导致了网络舆情事件等；唐铮,姜紫荆的《从新闻发布看疫情期间的舆论引导》则强调在新闻发布中发挥主流媒体的权威性，主流媒体应当进行辟谣，打造公开透明的报道集群^[11]。

微观层面主要是以地方政府个案进行分析，有学者以“场”的概念为指导对以广东省为研究对象的政府新闻发布机制创新性进了研究 ^[12]，还有的学者以对话公关为理论视角研究北京市朝阳区被列为高风险地区的新闻发布会蕴含的政府新闻发言人的发言策略 ^[13]，除此还有以政治系统理论为指导的对北京市政府新闻发布的研究，以探讨地方政府在突发事件中的新闻发布对政府信任的构建^[14]、以h省为对象关于地方政府新闻发布的质量评估研究^[15]和采用内容分析法以九省为研究对象的地方新闻发布实证研究^[16]。

综上，通过对相关文献的阅读梳理，我认为目前的研究还有着以下的研究空间：首先是相关的研究缺少从话语分析的角度来进行研究，其次对于本次新冠疫情事件中处于疫情爆发地的武汉，也缺少对其政府新闻发布会的深入探究。因此本次论文就以批评话语分析的角度对武汉市政府的疫情期间新闻发布会进行研究，探讨在这个过程中影响话语演变的因素、话语的演变对防疫事件和社会带来的影响，从而提出建设性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