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目的与意义
2019年12月湖北武汉陆续出现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例，因其高传染性和高隐蔽性，迅速发展成为席卷全国甚至是全世界的新冠病毒疫情。
在新冠疫情防控战中，作为中国国内影响力最大的党媒之一《人民日报》，发布了一系列报道，满足了公众的信息需求，积极推动了疫情防控，同时也塑造了一批可信、可近、可敬的战“疫”科学家形象，李兰娟就是其中之一。
通过总结回顾新冠疫情期间《人民日报》微博平台对李兰娟的报道，我们可以找到在特殊事件下科学家李兰娟形象建构的一些方法和经验，探讨媒体塑造科学家形象的方向，提出探讨性意见。
2. 研究内容和预期目标
阅读《全球新闻传播》此书，运用本书中的理论，对《人民日报》微博平台有关李兰娟的报道进行内容分析，梳理报道的相关特征和所呈现的新闻框架，探究新冠疫情期间李兰娟的党媒形象建构，并提出探讨性意见。关键问题在于特殊时期公众的需求发生变化，人们对于特殊的信息需求增加，面对未知的复杂的病毒，在抗“疫”一线的科学家的言论更加被人们所重视，其话语具有特殊性，因此媒体对李兰娟的报道需要十分谨慎，需要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塑造一个可以被公众信赖的“科学家”形象，来满足了公众的信息和情感需求，增强了公众战胜疫情的信心。
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外研究现状 李普曼的拟态环境假设理论是形象建构研究的起点。正是在此理论假设的影响下学者们开始了对于媒介形象建构的前期研究，使得媒介形象逐渐朝着独立的研究领域发展。20世纪60年代，“媒介形象”作为一个正式的学术概念在政治传播的研究中被明确下来。通过对政选中政治领袖的电视形象及其媒介传播进行了研究和分析，英国学者约瑟夫#8226;特雷纳曼和丹#8226;尼斯#8226;麦奎尔发现在参选过程中政党的媒介形象是客观存在的。他们还发现大部分投票者采取与宣传内容对立的立场，而没有接触媒体宣传的选民比接触了这些宣传信息的人对国家重要事件的态度改变情况更少。关于媒介形象的概念，美国社会学家托德吉特林在《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一书中也有涉及，他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纽约时报》在美国学生运动中的报道为例，发现两家媒体在报道时都进行了有意的“歪曲”，同时探究媒介的报道是如何影响和改变学生运动的发展趋势以及后续政策实施的。 之后，媒介形象建构又受到了符号学的深刻影响。英国学者斯图亚特霍尔从符号学角度分析了一名向法国国旗敬礼的黑人士兵这个符号中所隐藏的“更精妙更复杂和意识形态化的信息和意义”，强调不仅要分析直接意指层次的符号，更重要的是要深入探析“神话的层次”。继而学者霍尔和巴特又对媒介形象中的含蓄意指层进行深入分析，为之后从符号学的视角研究意识形态对媒介形象的影响提供了范本。 21 世纪之后，对特定人群的媒介再现进行研究开始形成规模，更重要的是通过对不同人群的研究，学者开始关注社会权力对“媒介形象”建构的影响，强调了媒介机制和意识形态是媒介真实与客观真实并完全吻合的重要原因。从政府的宣传角度，赫尔曼和乔姆斯基发现，媒介所呈现的社会责任与公共意识并不完全真实存在，而是有意宣传制造的，其真实性很低有时甚至完全相反。对此，麦克切斯尼还从政治经济权力的角度对媒介形象的塑造进行解读，认为媒介形象背后的力量才是左右媒介形象塑造的关键。可以看出，学者们已经注意到媒介形象的建构并不是完全“真实”的，且受到背后各种因素的制约，并对隐藏在背后的原因进行了探究。近年来关于对特定人群媒介再现形象进行描述性研究成为研究热点，并以博士论文为主。如《媒体中黑人男性运动员的形象变化》、《黑人女性生活中的融丽形象与自我形象间的社会政治关系验证》、《美国旅游杂志广告女主角形象擅变》、《911 事件后穆斯林和阿拉伯人的媒介形象对比研究》等。 二、国内研究现状 在我国已有的媒介形象建构研究中,研究对象多是社会中的某个弱势群体,如农民工、女性、农民、下岗职工等。多集中于一些本身具有矛盾性或在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以及一些被污名化、妖魔化的群体。这类群体本身具有冲突性，经常处于社会舆论的漩涡中，细致划分可以分为三类：争议性和话题性人群、社会中弱势群体、时代变化产生的独特人群（独生子女、城管）。通过探讨这些群体的媒介形象建构，研究者能够揭示出新闻背后的意识形态意蕴,并从中折射出大众传播中公平与正义的话题。早在年,刘伯红和卜卫的《中国电视广告中的女性形象》一文对电视广告中的旁述声音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在大多数的广告中“女描述、男肯定”是旁述的一个基本模式,从而表现出女性无知或孤陋寡闻的性别刻板印象。董天策和王慧超则对现代社会快速发展而创造的一个十分具有话题性的群体——剩女进行了分析，认为媒体中的剩女形象基本存在“婚姻理性主义者”和“急嫁主义者”两种模式。崔立波在《河南人的媒介形象分析》中对被污名化的河南人媒介形象进行了梳理。 此外，学界对一些明星、国家领导人、著名历史人物等在群体中具有异质性或者代表性的单一人物研究也很丰富。王晓春认为袁隆平的媒介形象与国家的政策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在1976年的时候，袁隆平被媒体塑造为“毛泽东思想引领的科研团队带头人”，而在1978-1988年期间，袁隆平则成为了农业技术专家。1999年后，国家大力支持创新，袁隆平则被冠以“人民科学家”的称号。 除了体育明星、社会重大人物等活跃在社会生活中的个人，城市、国家形象的形象建构亦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城市、国家形象的内涵丰富,既包括定居的民众、领导者、景物风土等物质实体的形象传播,又伴随着文化价值观等精神层面上的意义传递。它不但涉及人们的家国认同感,而且,随着国际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国家形象成为了一国综合国力竞争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日益成为对外宣传和国际传播中的重要话题。这类研究以刘继南等人的《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张昆的《国家形象传播》和段鹏的《国家形象建构中的传播策略》等专著为代表。 |
4. 计划与进度安排
2022年12月11日，完成开题报告
2022年1月31日，提交初稿给指导老师评阅
2022年3月5日前，提交二稿给指导老师批阅
5. 参考文献
| [1]周倜.《光明日报》科技人物报道研究[D].湖南大学,2013. [2]邵慧,李怡菲.社交平台中主流媒体的公共突发事件报道创新研究——以《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对新冠肺炎报道为例[J].现代视听,2020(02):16-19. [3]严智芬.《人民日报》两微平台报道疫情典型人物的新与变[J].新闻传播,2020(19):18-21. [4]张晴.“煤老板”形象变迁研究[D].广西大学,2019. [5]何丰.邹市明媒介形象研究[D].北京体育大学,2017. [6]江山,刘新.媒介建构下的“医生”形象——以《新京报》“医生”报道为例[J].新闻研究导刊,2016,7(04):56-57. [7]张宏杰.论疫情防控阻击战英雄形象特质[J].毛泽东思想研究,2020,37(03):124-131. [8]翁昌寿.健康风险沟通中的传播者形象建构——以甲型H1N1流感为例[J].国际新闻界,2012,34(06):19-24. [9]钟汉成.疫情防控战中的科学家形象塑造[J].青年记者,2020(21):61-62. [10]吴祉键.框架理论视域下主流媒体“英雄”叙事与形象建构研究[D].吉林大学,2020. [11]张晓莺.论框架理论与媒介形象之建构[D].暨南大学,2008. [12]靖鸣,周清清,王敬云.身份传播时代微博意见领袖表达的边界与思考[J].传媒观察,2020(08):5-15 2. [13]洪丹.突发事件中的微博主体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3. [14]陈徐来,杨晶.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专家话语传播特色分析[J].新闻研究导刊,2020,11(13):18-19. [15]王朋进.“媒介形象”研究的理论背景、历史脉络和发展趋势[J].国际新闻界,2010,32(06):123-128. [16]李雪. 中国党媒中的女性英雄形象——《人民日报》2000年以来报道内容分析[J].传播力研究,2018,2(36):94. [17]崔芳萦. 新媒介环境下我国国家领导人媒介形象传播效果研究[D].大连理工大学,2019. [18]邓丰丰. 社交媒体下“剩女”的媒介形象建构与传播研究[D].北京邮电大学,2019. [19]刘岱淞. 主流媒体对医生形象的建构研究[D].复旦大学,20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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