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目的与意义
（一）研究背景
“垃圾分类”已成为我国城乡环境治理举措，更是中国绿色发展的未来指向。为破解我国城市“垃圾围城”的问题，2000年住建部率先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南京、厦门和桂林八个城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工作，要求试点城市在法规、政策、技术和方法等方面先行先试，为在全国实行垃圾分类收集创造条件。（叶岚、陈奇星，2017）但是，进行垃圾分类20年来，各个试点城市垃圾分类成果并不显著。现阶段，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政策体系日趋完善，但实践推展步履维艰，垃圾减量收效甚微。2021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在《“十四五”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发展规划》的通知中明确指出，“十四五”时期，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建设进入关键时期，然而生活垃圾分类的政策执行却困境重重，特别是相较于垃圾分类硬件建设的有序推进，居民垃圾分类可持续行为可谓“一波三折”、“进进退退”。
回顾我国垃圾分类实施的21年，各地先后开展了多种模式的实践，理论研究上也产出了众多高质量成果，特别是近三年屡屡成为公共管理学科主流期刊的重要议题，但是由于居民垃圾行为的复杂性与内隐性，探讨其可持续行为的综合模型分析较少。
2. 研究内容和预期目标
（一）研究内容
本选题以“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推动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和促进美丽中国建设作出新贡献”为价值导向，在把握南京市栖霞区垃圾分类实践基础上，研究按照文献综述、确定问题、分解模型、设计问卷、构建模型、实证分析及政策建议等步骤展开。以南京市栖霞区为例，运用UTAUT模型，结合具体情况构建城市居民垃圾分类影响因素的模型。编制调查问卷进行发放和回收，进行筛选分析后用SPSS进行数据分析，分析影响城市居民垃圾分类行为的因素，并探索何种治理模式能够更有效的推进城市垃圾分类的开展，探析垃圾分类的可持续机制。
（二）案例选择
3.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中国对垃圾分类的研究开始于1979年城建部门正式接管城市环境卫生工作，那时的学术研究主要偏重于技术层面，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关于垃圾分类的研究越来越多，主要集中于垃圾分类政策法规、居民垃圾分类行为、治理模式等方面。国外在垃圾分类实践方面已有几十年的经验积累，相关研究成果较为丰富。
1.垃圾分类的政策研究。叶岚和陈奇星（2017）以上海为例，构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政策的基本分析框架，核心是以制度创新强化公共政策的合法性，以机制创新夯实公共政策的执行力，以系统思维提升公共政策的有效性；尹怀香（2015）提出要建立健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配套法规、建立垃圾分类回收指导制度、以及计量收费制度、定时定点制度并且完善相应的奖惩制度；陈那波、蔡荣(2017)从政策科学的角度分析了垃圾收费政策试点失败的原因，研究发现，试点过程中行政资源和目标的“漏斗”属性、试点的程式化和多点运作等特征消解了试点的目的和作用。此时，国外已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生活垃圾限时定点的回收机制、生活垃圾收费制度、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奖惩制度等制度，还制定了相关法律法规，比如韩国设立了垃圾分类奖惩制度，对不分类行为实施高额的罚款处罚，对于正确分类回收行为予以经济上的奖励。
2.居民垃圾分类行为研究。对于居民垃圾分类行为的研究主要分为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的研究，孙其昂等（2014）提出生活垃圾分类运作的外在机制，以政治稳定、民生建设与经济发展为行动导向，提供的是一种有关垃圾分类行为的公共行动规则，而生活垃圾分类运作的内在机制，是指诱发个体实施垃圾分类行为的内在因素、方法与过程。内在机制主要包括道德约束、传统文化、生活习惯、环境意识与态度、思维模式等，主要关注的是 “为什么要分类”以及 “要不要分类”的个体内在态度、自我决议与价值认同、风险感知等主观问题；鲁先锋（2013）基于环境心理学理论，分析了居民的个人习惯、环保意识、“经济人”理性等内在因素与法律制度、部门管理、宣传教育等外在因素对居民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
4. 计划与进度安排
（一）研究方法
在把握南京市栖霞区垃圾分类实践基础上，研究按照文献综述、确定问题、分解模型、设计问卷、构建模型、实证分析及政策建议等步骤展开。通过文献综述，形成垃圾分类可持续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以南京市栖霞区为例，运用UTAUT模型，结合具体情况构建城市居民垃圾分类影响因素的模型，并设计调查问卷选择变量。编制调查问卷进行发放和回收，结合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获得一手资料，进行筛选分析后用SPSS对调查问卷进行数据分析，分析影响城市居民垃圾分类行为的因素，并探索何种治理模式能够更有效的推进城市垃圾分类的开展，探析垃圾分类的可持续机制。
5. 参考文献
[1]李智超，卢婉春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执行的差异性研究—基于注意力视角的定性比较分析[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0,25(05):132-142.
[2]陈那波、蔡荣.“试点”何以失败? —A 市生活垃圾“计量收费”政策试行过程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7,42(02):45-52.
[3]Cai H，Treisman D. Did Government DecentralizationCause China’s Economic Miracle?. World Politics，2006，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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